中国是茶的故乡，也是世界茶文化的源头，更是当今全球最大的茶叶生产国。从种茶、采茶、制茶，到瀹茶、品茶、待客，千百年来，茶早已不只是解渴之物，更沉淀出一套完整的生活仪轨与精神节奏——这便是“茶俗”。它不玄虚，不表演，而是根植于日常、服务于心性的文化实践。

　　不妨想象，魏晋南北朝时，人们饮茶，多为解酒、佐餐、药用，或用于祭祀、养生。那时的茶，尚在“功用”层面徘徊，但已悄然萌芽出精神意趣的端倪——有人开始在茶汤里，尝到了静气与观照的味道。

　　真正让茶风席卷南北的，是唐代。唐初，北方人对茶尚不热衷，所谓“南人好饮之，北人初不多饮”。但到了8世纪，因朝廷禁酒，民间遂以茶代酒，茶香这才缓缓北上。开元之后，饮茶渐成风尚，不再只是南方人的日常，更成了全国性的文化习惯。

　　这背后，是唐代茶叶生产的蓬勃与社会文明的成熟。当时八大茶区覆盖43州郡，江南百姓“多以种茶为业”，茶事逐步走向专业化、商品化，奠定了今日中国茶产区的基本格局。而真正让“喝茶”升华为“茶道”的，是陆羽。《茶经》一出，寻常茶事顿生诗意——瀹茶非为解渴，而在澄心静虑；品茗非为炫技，重在畅神怡情。宋代梅尧臣说得妙：“自从陆羽生人间，人间相学事春茶。”茶，从此有了美学的筋骨。

　　若说唐人让茶有了“品”的艺术，宋人则让茶成了“活”的必需。王安石曾言：“茶之为民用，等于米盐，不可一日以无。”吴自牧在《梦粱录》里更直接：“柴米油盐酱醋茶”，茶稳居“开门七件事”之一。它不再是文人雅士的专属，而是百姓晨昏的陪伴。

　　宋代茶艺也更趋精微，甚至发展出“斗茶”“分茶”这类趣味盎然的茶戏。斗茶又称“茗战”，比的不只是茶叶产地、制法典故，更较量水质、火候、汤花——赢家之茶可入贡，献茶之人或得擢升。但这并非功利游戏，而是以技艺为媒，引导人专注当下、观照细节。

　　茶俗也深深嵌入民间礼俗。婚聘必有茶礼，谓之“下茶”；居丧期间，饮茶不得用托，以示哀敬——连皇家亦循此礼。客来敬茶，在宋代已蔚然成风，至明代更成社会通礼，并远播日韩、蒙古、越南，成为东方待客之道的温柔注脚。

　　元明清三朝，茶俗继续演化。元代饼茶为贵族所尚，民间则流行散茶；蒙古人更创“炒茶”“兰膏”“酥签”，融合游牧风味。清代则迎来红茶与乌龙茶的诞生，至此，绿、红、青、白、黄、黑六大茶类格局正式成型——每一类，都是风土与匠心的对话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茶俗文化迎来新的生机。“国际茶日”的设立，《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》入选联合国非遗名录，标志着中国茶俗正以更开阔的视野、更深厚的底蕴，走向世界舞台。今天的茶生活，既承古法，亦融新意——一杯茶里，有传统的静气，也有当代的呼吸。

　　传统上来说，茶不是速成的道具，也不是表演的舞台。它是一场缓慢的修行，一次日常的整理——像擦拭铜镜，像修剪盆栽，像给心湖投一粒石子，观其涟漪，静待澄明。下次温壶注水时，不妨想想：我们喝的，从来不只是茶汤，而是节奏、是心境、是生活本身。